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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新經緯7月15日電 (王玉玲)近日，由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數字經濟與法律創新研究中心主辦的“算法公平治理與實現”研討會在線上舉行。北京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、院長助理閻天認為，我們在討論算法歧視時，要特別謹慎對待引入間接歧視的理論或制度。

閻天解釋了直接歧視和間接歧視的區別。直接歧視就是故意對別人進行不合理的區別對待；而間接歧視表面上不做區別對待，但是在客觀結果上進行區別對待，將弱勢群體置于一個更弱的位置上。閻天以國外真實案件為例進行了說明：有一公司招人，要求員工必須全勤，而在男主外、女主內的社會格局之下，女性承擔比較大的家庭責任，全勤難度比較大，結果就是招的男性多。招聘要求表面上性別中立，沒有說只要男性，但是客觀結果對女性的不利影響要遠大于對男性的不利影響。由此，直接歧視是主觀上有故意的，而間接歧視不考慮主觀上的狀況，只要在客觀上造成了區別對待的后果，就構成間接歧視。另一個重要區別在于，直接歧視傷害的是具體個人，而間接歧視不僅使得具體個人受到傷害，而且損害整個群體。

閻天表示，直接歧視是法律所規范的主要歧視類型，間接歧視在中國基本更多是理論概念，唯一一次比較確定寫進立法的是《深圳經濟特區性別平等促進條例》第5條“本條例所稱性別歧視，是指基于性別而作出的任何區別、排斥或者限制，其目的或者后果直接、間接地影響、侵害男女兩性平等權益的行為”。據此，歧視不僅可以是目的意義上的歧視，而且可以是結果意義上的歧視；侵害的并不僅僅是具體勞動者權益，而是某個性別群體利益。參與立法的學者希望由此來激活間接歧視的制度。

關于為何要移植間接歧視的制度，有觀點認為，間接歧視符合國際潮流，可以降低原告舉證難度，不僅保護個人，而且保護群體，也順應了直接歧視減少而間接歧視增加的社會趨勢。而閻天認為，上述觀點值得認真檢討，在討論算法歧視時要特別謹慎對待引入間接歧視的理論或制度。

閻天認為，降低舉證責任往往是一個零和博弈，原告舉證責任下降了，被告的舉證責任往往就會提高。算法有時很難解讀，不僅原告看不懂，被告可能也看不懂，一旦誰承擔了證明算法有沒有歧視的責任，誰基本就要敗訴了。為了避免敗訴，只有兩個辦法：其一，算法實施者先發制人防止原告提起訴訟，比如為了防止少數族裔應聘者提起訴訟，公司每次留出一定名額給少數族裔，但是這個制度不一定合理；其二，不用算法，還是采取傳統的雇傭方式，但是這有悖于國家產業政策，不利于新技術應用和推廣。

另外，所謂原告舉證責任到底有多高？閻天表示，如果要用直接證據去證明被告有歧視，確實比較難，但是還可以通過一系列間接證據形成證據鏈。今天直接歧視案件大部分都是通過間接證據來證明的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原告的證明難度已經不大了，沒有必要再引入間接歧視的制度。

閻天指出，為了保護群體的利益而主張引入間接歧視，聽起來不錯，實際操作起來卻很復雜。首先，對某個群體的消極影響很難界定；其次，間接歧視制度所要打擊的、針對某個群體的“過去歧視的現實結果”，在中國是否存在是一個很大的問題。如果引入間接歧視制度，可能會發生誤傷。

閻天還認為，所謂反歧視立法出臺后，直接歧視會減少、間接歧視數量會增加，目前還是個假說，需要數據支持。比如深圳已經引入間接歧視的制度，但是目前還沒有確切的實際案例。換句話說，直接歧視可能真的減少，但是間接歧視相應增加了嗎？恐怕還有商榷的余地。(中新經緯APP)

編輯：張澍楠